回溯到那一场梦魇般的动荡，纷杂的手绘旗帜和横幅，在各地象瘟疫般地蔓延。 温儒的书生和游手好闲的无业者走在了一起，有知和无知的民众，禁食请愿的学生 与逃课起哄的闲徒同处在一个队伍中。反腐败在一夜之间成为发泄一切无端愤懑的 最佳口号。公交车辆的轮胎全被放气，横七竖八地堆在十字路口。车流隐匿了踪迹， 踏着马路中央的黄线步行数公里回家，情形犹如昨日。

   中国有政客，而无政治家。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能明辨事实，指明方向。电视与 广播中充斥着官话，中央领导探视禁食学生时居然还是拖着生硬的官腔。装甲车和 坦克第一次不是为了阅兵仪式而驶上街头，螳臂当车的新世说让一个在坦克前信步 左右的年轻人出尽了风头。满脸无奈的士兵从全副武装的战车中走下，手无寸铁， 足见其军事命令之模棱不清。冤屈的灵魂在蛮怒的人群生起的火焰中化为焦炭，无 辜者的鲜血终于换来了民众的冷静。然而，这场混乱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对这一事件的正统解释十分简单，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被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利用 和煽动，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暴乱平息后，似乎反革命被镇压，资产阶级 倾向被清除。但事实的发展并非如官方报导那样直截了当。微妙的倾向在潜移默化 的作用下已被放大，并日见清晰了。在这场文字游戏中，纸牌的内容始终没有改变， 而它的玩法和排列组合的结果却呈现令人惊异的逆反。

   党人投机在先前被斥为官倒和腐败，之所以有人起来闹事，是因为投机行为太局 限了，大多数精力过剩的人无从宣泄心中愤闷。股市和期货市场应运而生，一方面 有利于民间集资，另一方面为不满现状者提供了极好的休闲工具。有足够的刺激和 可供打发的时间，就不会有人那么潜心时政，除非他是职业代表。同样受人关注的 是娱乐行为的多样化，除了明令禁止的色情和赌博，似乎无所不有。即使有人摆出 严肃的心情想过问政局和时事，也很快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以分散注意力。 娱乐设施的兴建不仅解决就业，又带来可观的收入，实在是一本二利之举。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国家机器加紧了财富的聚敛。变卖国产到达了前 所未有的疯狂程度。在城乡，公然出现了强迫个人购买工厂股份的潮流，并美其名 曰“工人办厂”。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和压榨。中小国有企业大片倒闭或被购并， 下岗工人一时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在国有企业剧烈改组的阵痛中，吸引外资 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法律上，对外商独资已建立了保障体系，对一切 在中国国土上的投资建设，只要是可带来国库税收，就被视为大力发展之列。种种 迹象，表明今日之中国已把资本化进程放在了极高的位置，虽然外表上仍挂着冠冕 堂皇的社会主义招牌。也许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八九年以前的社会化主义已演变至 如今的资本化主义。

   当谎言已经成为生活的真实有效的一部分，每个公民都深深感到社会变革之剧烈。 愚民政策最低级的一个实例，可以从空气指数报告开始：尽管各处施工道路上烟尘 滚滚，近郊一块标准绿地上方一公尺的空气却好得出奇。有关居民存款的报告令中 央银行不得不屡次采取降低利率的措施。殊不知除了暴发户和受贿者外，银行里只 有一些寻常百姓的保命钱，一场大病就足以将一世积蓄消灭殆尽。政府仿佛从房地 产中发觉出巨大的利润，自房屋从纯租金转化为所有权后，国民产值一下子翻了百 倍。而政府向居民提供的买房策略是极其伪善的，形形色色的房屋贷款终究是由银 行控制了户主的财产抵押权。公民们从此可从理想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因为有无尽 的现实的苦恼在围绕着他们。人们变得关注现实，关注自身利益，社会关系在繁华 的外表下日趋冷淡。八九年前，人们在尝受社会化的精神封锁，六四之后，套在人 们头上的却是资本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限制。物质生活引导人走向贪婪，也 加剧了精神世界的孤寂和冷漠。

   六四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经济从社会化正式迈向资本化，尽管与 其标榜的反自由化口号有些措辞上的抵触。六四是精神力量过剩的产物，从那以后， 宣扬物质生活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伴随着精神世界和批判力量的衰退。也许只有到 了那么一天，精神逼近悬崖，物欲冲破极限，人们才会在一场新的萧条中重温旧日 的理想。